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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藏区重视的是为来世积累功德。个人精神领域是由无意识和意识结合而成。

彭中礼教授认为，一是事实解释需要正当理由，可以从内部视角、外部视角和心理学角度这三个维度来回答。校内部分专家学者，校内外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学习。一、现代解释学可称为本体论解释学，强调解释活动的创造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在循环中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以全球秩序之为扩展秩序和建构秩序、互补余缺的交易秩序、人（国）同此心的情感秩序、压制型建构秩序、契约型建构秩序五点具体展开。王彬副教授以《再论法学对本体论解释学的继受——兼评谢晖先生的解释学方法》为题作会议发言。

所以，反事实思维应该采取的一些规范体系，①假设应该切近实际情形，容易想象。不同人的幸福感也是不一样的。（3）民主 + 合法性，即合意决定法律的内容。

风险社会促进了现代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不仅使法律的自身品质与价值理念接受着相应的锻造，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一改故辙，社会治理更加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在这种情势下，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和把工业化危害作为现代化副作用合法化的做法，使得人们试图从控制思维寻求治理办法的努力归于失败， 而面对各类不确定风险的迅速增多，政府和市场中各类主体积极采取的各种所谓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危机。随着现代价值的广为传播，法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更具融合观念的治国原则和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受制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不同的条件，但是现代各国已然开启了以良法善治为目标的法治化治理道路。承接本文前述来说，因应社会风险防控的需要，风险社会的治理应该在坚守现代法治一般要义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法律制度与现代风险规制之间的有机联系，注重从内在（自身）与外在（运行）角度厘定风险治理对法律制度的品质要求和理念诉求。

其实，作为现代法治稳定和发达的重要依赖因素，无论私人自主、社会自治还是公共规制都显然已统一到法治化的治理路径之下。在这种背景下，借助风险社会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审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风险问题，并以之思考社会法治化治理及有关的制度建构事宜，显然具有重要的法学理论意义和法治实践价值。

（6）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先进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包含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相机适用的理念，以实现优势互补：对于规则监管而言，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明确清晰，哪些行为该为或不该为均是确定无疑的，但它缺乏激励机制，反而限制了监管对象的创新行为，而原则监管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为受监管对象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空间，有利于监管对象的发展壮大。作为最低标准，法治要求建立一个使政府和人民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的体制。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方式。

如此来说，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形成与推进，现代法治理应转换为一种新的法治形态，即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第四，维护司法处断案件的终局性。从时代背景上看，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演进总体上构成了中国风险社会判断的现实语境，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为分析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各类公共风险展示了复杂的条件，也影响着人们对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社会风险的定性。积极性司法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纠纷剧增背景下司法之功能和运作形态的一种定位，也可以在风险社会下用来表述法院和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经济与社会领域不断涌现的各类风险问题而应有的作为或功能。

例如，面对现代科技的过度运用与张扬产生的副作用（科技风险），贝克就认为，过去决策的非政治化领域通过对风险的感知转向了政治化，并且应当向公众监督和论辩敞开。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各类风险的突发和层出不穷使风险社会成为了一种社会形态，人们对生产和日常生活之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的期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又必须借助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力量，这就使作为社会控制主要手段的法律在科学性方面更具针对性。

在风险社会中，以恢复或重建社会秩序为使命的司法活动更应当有意识地以裁判的终局性为圭臬，防止风险性矛盾的肆意扩散和无从解决，这对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来说也是难点。就此来说，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单位模式消解，社会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保持分化，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产生与酝酿社会风险的过程。

由此，注重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也成为中国当下风险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法治是法制的一种目标或深化，法治与法制最根本的联系就在于法治是在法制德性基础上的运作，而现代法治就是一种以发达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具有更多德性要求的国家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机制。其次，随着人们对法律的统治应当具有的价值内涵的不断追求，法律自身及其运行的品质更加受到重视，促使法律自身的良好成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救济途径畅通便民。风险不同于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危险，如果种种威胁不是人力造成的，不取决于人的决定，是由纯属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可改变的威胁，那么就是危险，而危险存在于任何时代。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有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所以，这其中昭示着理解现代法治的一种启发性意义：在依法而治的观念下，法治被等同于一种特定的国家治理方式，这是在任何存在法律的社会都可能存在的法治类型，而其他版本的法治类型则是在依法而治之外附加了一些更严格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即体现了人们对法制德性的不断追加和提升，促使着法治不断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代法治也应运而生。职是之故，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等有意识地把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处理和化解落实到风险治理要求的法治思维、原则运用和技术操作层面，从中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的现实出发，通过提升或重塑法律制度的德性要素，为实现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提供可靠的法治化路径。

在现代社会，法律应当具有明晰性、一致性，而不是相互矛盾或含混不清，是法律制度在规范上或逻辑上的重要价值。无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嬗变还是风险社会的形成，都对政府的社会职能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与挑战，这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也要随之转型，对此，中国目前已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重要的目标。

在合法性之外，行政合理性和应急性原则与应对现代风险的需求甚为契合，它们能够保障行政权的行使对社会风险控制与处理的效能，为政府在风险社会中圆满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提供积极有效的指引。增强法律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性，正是要铺开社会规则的国家认可途径，形成法律体系对社会自治规则的接洽或延伸机制，使法律体系在应对社会转型和现代风险复杂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具备自我生长的弥散功能。

从逻辑形态上看，法治是一种跟随法律制度的德性发展不断上升的社会治理方式，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就是要因应现代风险的特性及其治理需求，在法律制度的德性方面实现更多的提升和更新。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持续，以古典现代化为要义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出现了解体，代之于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形成与演进。【关键词】 风险社会 法治化治理 现代法治 德性法制 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种种灾难或危机，尤其是由于人类活动自身造成的多样性危险的加剧， 风险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并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界的热切关注。以污染损害风险为例，为了着力填补风险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信息鸿沟，举证责任需要把自由放任原则（没有证明是危险的就是安全的）调整为有意预防原则（没有证明是安全的就是危险的），证明负担分配也实现由受害者原则向污染者原则转变，这是要迫使风险制造者时刻保持观察义务，确保生产经营与智慧、技术发展水准同步，以减轻自身的论证负担和可能的损失。

不仅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守法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和责任政府都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品质，还需要形成和确立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保障行政决策的程序正当和过程公开，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执法体制，政府为社会提供准确、及时和全面的信息，政府政策和决定保持相对稳定，这就蕴含着法治政府也是理性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服务政府和诚信政府。要防控和应对社会风险，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构或创新，而法律制度的建构或创新应当重视对法制德性的建设。

（4）个人权利，包括财产、隐私、自治。杨知文，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法学》2021年第4期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法治化治理 现代法治 德性法制 。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加快的条件下，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持续深入，不仅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也表现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更为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运行的趋势，伴之而来的也是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不断增多。人类近现代的法治形态正是在作为管理手段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获得更多的德性条件后形成的。

目前中国的环境法和生态文明法制建设也正体现着这种嬗变。因此，社会风险的频现为风险社会在中国的登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中国的风险社会就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回应不断显现的社会危机而生成。如果固执于传统的法治目标和价值理念， 就不能胜任或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3）特别法（尤其是法律指令）应受到公开、稳定、明确和一般规则的指导。

在工业社会时期，科技运用和生产力发达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物质财富，社会发展也成功达到了现代化的一种形态，但是，工业化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一系列危机，给人类造成了无法抗拒的威胁。实际上，当国家的社会管理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治理形态，而社会治理作为社会管理的高级形式，与一般社会管理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被真正确立，这也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以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以法律的一般性和至上权威性等为准则的一套制度设计及其秩序状态。风险社会的应对和治理定然要因循妥善的体系化机制，法治化治理的需求也促使人们不断去审视相应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

与传统法治或现代法治的一般要义有所不同，风险社会下的现代法治显然更针对或聚焦于风险社会的特性，追求能够有利于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德性法制。再次，风险社会治理促使法律对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价值具有选择倾向性。